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中，道德与节操常常被视为比功绩更为重要的衡量标准。人们提及“名将”时，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那些忠君报国、宁死不屈的形象。例如岳飞，以其“精忠报国”的精神而被世人推崇至今。然而，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位极为特殊的将领，他并非以忠义闻名，而是因私仇背叛母国，甚至率领外敌攻入祖国都城，造成国破家亡的惨剧。他就是春秋时期声名显赫却又颇具争议的伍子胥。尽管其结局悲惨，但凭借卓越的军事才略，他依然被历代史家列入名将之列，成为一个矛盾与复杂并存的历史人物。
伍子胥，原名伍员，字子胥，生于公元前559年的楚国。他的父亲伍奢曾担任楚国王子建的太傅，本为楚国重臣。但楚平王因听信奸佞费无忌的谗言，欲除掉王子建及伍奢。为防变故，楚王逼迫伍奢写信，召回在外的两个儿子。伍员与兄长伍尚得信后，立刻察觉其中阴谋。伍员主张逃亡以图复仇，而伍尚却坚持“忠孝难两全”，选择回国赴死以尽忠，让弟弟担负起延续家仇的重任。最终，伍尚与父亲一同遇害，伍员只得仓惶逃命。
展开剩余62%关于伍子胥的逃亡，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：当他逃至楚国边境的昭关时，因全城张贴悬赏捉拿他的告示，陷入绝境。据说他在惊恐与忧愤之中，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，容貌骤变，才得以混过关隘。这段经历，使他在民间留下了“急白发”的传奇。事实上，伍员最初护送王子建辗转到齐、郑，但王子建不听劝阻，竟企图里应外合，引晋攻郑，结果反遭处死。伍员孤身一人，不得不前往吴国寻求庇护。
到了吴国，满怀复仇之志的伍子胥投奔了雄心勃勃的公子光，并出谋划策，借助刺客专诸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，助公子光即位为吴王阖闾。伍子胥因此受封为相，掌管国政。他在内政上颇有建树，推行法治，重视农业与商业，奖励耕作与贸易，使吴国逐渐摆脱落后局面；在军事方面，他力主扩军练兵，延揽贤能，尤其荐举孙武为将，使吴国军队战力大增。可以说，伍子胥与孙武成为吴国由弱变强的“双子星”。
面对楚国这一宿敌，伍子胥既有家仇之恨，又有国家战略上的考量，因此处心积虑，等待出兵良机。他并未因仇怨而贸然行事，而是精心布局，利用楚国内乱之机，采用诱敌深入、疲敌消耗等战术，逐渐削弱楚国实力。最终，在柏举一役中，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以寡击众，歼灭楚军主力，并一举攻入楚国都城郢。此战不仅奠定了吴国强盛的基础，也将伍子胥推上了军事巅峰。
然而，胜利并未使伍子胥释怀，反而让他被复仇之火吞噬。他掘开楚平王墓，对尸体鞭尸三百，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伦理观念。加之吴军入楚后大肆烧杀掳掠，激起楚国上下同仇敌忾。忠臣申包胥更是不顾个人安危，凭一己之力打动秦国出兵援助，最终帮助楚国恢复了国土。此役后，伍子胥虽凯旋回吴，但也埋下了后患。
此后，他继续辅佐吴王夫差，击败越国并俘虏越王勾践，多次劝谏夫差乘胜消灭越国。但夫差却因轻信谗言，反而放虎归山，给吴国留下致命隐患。伍子胥屡谏不听，终被诬陷，赐死前留下遗言：“将我的双眼悬挂在东门，我要亲眼见证吴国覆灭。”果然，数年后，越国趁机崛起，一举灭吴，夫差羞愧自尽，恰应了伍子胥的预言。
纵观其一生，伍子胥堪称文武全才，既能治国安邦，又精通兵法，史载他曾著有兵书《伍子背》，可惜早已失传。然而，他的身份与所作所为，始终让后人褒贬不一。作为楚国人，他背国投敌，攻陷母国都城，甚至对已故君主进行残忍鞭尸，令人不齿；但另一方面，他以卓越才智和坚定意志，将一个落后小国推上争霸舞台，堪称旷世奇才。正因如此，伍子胥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富争议却又无法忽视的特殊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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